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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咸丰三年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(yínyìn)。 《斗草图》，作者(zuòzhě)为清代包栋。 以上(yǐshàng)图片均为天津博物馆提供 楼台亭榭、宏伟拱桥、龙舟小艇及众多人物聚于图上，界画严整(yánzhěng)，笔触细致；虽人小如蚁，细看比例恰当，且姿态各异(gèyì)；龙舟左突右进的空间安排，营造出争标的激烈紧张(jǐnzhāng)气氛……这幅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《金明池(jīnmíngchí)争标图》，传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，是一幅绢本设色风俗画，展现了北宋年间端午(duānwǔ)龙舟竞渡的场景。 端午临中夏，时清日复长。作为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(fēi)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，端午节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深沉的家国情怀。据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副(fù)主任(zhǔrèn)李君介绍，天津博物馆馆藏丰富，与端午相关的文物主要集中在书画(shūhuà)、玉器、青铜器(qīngtóngqì)、玺印、瓷器等类别。 其中相关的字画较多。这幅纵61.2厘米(límǐ)、横29.8厘米，清人陈撰所作的《屈原图轴》，用水墨勾勒出屈原仰首向天的孤影(gūyǐng)，衣袂飘逸间尽显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坚贞气节，正是(zhèngshì)端午节人文精神的艺术化表达(biǎodá)，饱含对屈原的追慕之情。画作落款“己酉午日玉(wǔrìyù)几写”，点明创作于端午。 清人(qīngrén)包栋的《斗草图》，描绘女子文斗(wéndòu)花草的雅趣，画面中草木繁盛，衣纹细腻，生动再现端午“斗百草”的游戏。清人钱慧安的《鹿门采药图》则取材庞德公归隐典故，画面上一翁一妇牵着一只鹿行于山中采药，以(yǐ)鹿鸣山涧之景，暗合古人端午采药辟邪的习俗。清人任颐(rènyí)的《钟馗图轴》，以凌厉(línglì)笔触刻画钟馗怒斩小鬼(xiǎoguǐ)的威仪，呼应(hūyìng)端午“悬钟馗像”的辟邪传统。清人边寿民的《墨戏卷》题写“艾叶充兰佩”，以艾草菖蒲入画，呼应民间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的习俗…… 李君认为，端午起源与龙(lóng)图腾崇拜渊源深厚。天津博物馆收藏(shōucáng)的红山文化玉猪龙、西周(xīzhōu)夔纹铜禁均为国家一级文物，玉猪龙作为红山先民的祭祀圣物，其猪首龙身(lóngshēn)的造型新颖别致，铜禁是古代贵族在(zài)祭祀宴飨时摆放卣、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，天津博物馆这件是传世三件铜禁中最大的一件，且镌有龙纹，极其珍贵。 “五月五丙午，火遂可取天火，除不祥兮。”“宜子(yízi)先(孙)，君子宜之，长乐未央(chánglèwèiyāng)。”……这是国家一级文物“汉五月五阳燧(铜器(tóngqì))”的(de)铭文。阳燧形似凹面镜，是周代始用的利用太阳能取火的工具，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。从《周礼》至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等都有关于阳燧取火的记载。天津博物馆的这件文物是传世仅见的有铭阳燧，并且有使用(shǐyòng)过的痕迹，科学和历史(lìshǐ)价值都极高。 “古人信(xìn)阴阳五行之说(shuō)，五月阳气最盛，五月五行属火，丙与(yǔ)午于(wǔyú)五行属火。因而古人认为在丙午日午时，一年的阳气会达到极致。按照五行的角度，‘以火胜金’可以转祸为福。纯阳时铸造的器物，会拥有太阳纯阳的力量，所以铭文中强调可以驱除不祥，与端午(duānwǔ)祈福一脉相承。”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旸说。 清咸丰三年的提督湖北总兵官印(guānyìn)(guānyìn)银印是国家一级文物，背铸三台虎钮。钮右镌(juān)汉文楷书款两行：“提督湖北总兵官印礼部造”，钮左镌满文楷书三行释文。清代传世银质官印很少，这枚授予湖北总兵向荣的银质官印，对研究我国近代史有着重要历史价值。“自古(zìgǔ)端午节有佩戴驱邪(qūxié)避祟之物的习俗。古人认为(rènwéi)虎可以镇祟(zhènsuì)辟邪、保佑安宁，因而端午节将艾虎作为装饰品。天津(tiānjīn)则有端午给孩子佩戴老虎褡裢的民俗，寓意免灾辟邪、祛病、平安吉祥。”李君认为，这方憨态可掬的虎钮玺印，也寄寓着端午保佑安宁的美好祈愿。 天津博物馆的国家二级文物宋代井陉窑鹿纹瓷枕，则以“鹿角解”暗合夏至物候，展现端午与节气交融的养生智慧；清代慎德堂款粉彩(fěncǎi)龙舟图瓷盖碗上，绘有(huìyǒu)端午节龙舟竞渡、儿童嬉戏的生动场景……端午元素与不同(bùtóng)类别的文物结合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(jiù)能感受到端午文化(wénhuà)，预示着中华文脉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。 《人民日报》(2025年05月31日 第 08 版(bǎn))